摘要：杨天石先生之所以能在近代史、民国史研究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与他对研究工作本身的反思与自觉密切相关。他强调，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对历史的解释、分析以至评价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史实基础上。史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克服诸种主、客观困难，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本相。他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满了自重，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杨先生是近代史研究界最早对海外史料予以重视并由此形成自己治学特点的学者。他在发现、考辨、分析、运用、阐释“新史料”方面的过人之处，与他特殊的治学经历形成的文、史、哲兼通的“旧功底”密不可分。杨先生善于提问，常常由一个问题带出两个、三个甚至多个问题，这使其研究成果呈现为蘑菇状的“簇生态”。他对述学文体的选择亦有着明确自觉，能够娴熟地驾驭专著、论文、小品、随笔、书序、自述、诗词等多种文体，使自己的“思”与“言”保持一而二、二而一的融合状态。凡此种种，颇值得当下学人借鉴、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