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适和丁文江是民国学界最为要好的两个朋友，他们一起创办过《努力》和《独立评论》周刊，还一起共事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他们两个人虽然在某些具体的观点和意见方面存在分歧，在科学救国、公忠报国的“爱国苦心”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

摘要：新加坡土生华人林文庆事实上是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因对新加坡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被新加坡人誉之为“圣人”“伟大老人”。林文庆亦曾积极参与中国事务，除了保护康有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影响带动一批海外杰出华人回国服务外，更全程主掌、支撑私立厦大16年的时间，本是厦大校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然而，因受特定时段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林文庆不仅“被”消失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册中，甚至被厦大逐出了他亲手缔造的校园。

摘要：崇祯即位之后，天灾人祸，激化民变，遂令流寇遍地开花，同时由努尔哈赤昕建立的后金及后来的满清，亦多次入侵。其时，吴梅村一腔热血报效国家，既有《绥寇纪略》以及大量作品述及剿寇之悲歌，故他对此际之外患威胁，均了然于胸，并以诗纪事，发愤以抒情。此文从吴梅村之诗与史的记载中，深入探究晚明边患中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致朱明王朝、大顺王朝以及满清政权三者之间的博奕失衡的深层原因。

摘要：我上次讲过，回到北大就好像回到我的学术老家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三次来北大做比较长期的访问。可是这次由于我自己的过失，我五个报告竟然能够安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连我自己也难以想象，这几天心情非常紧张，因为我带来的资料太多，可是很难消化。所以，我要再三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以后这几个报告都是一种初步的研究状态的报告，而不是一种研究成果的报告。

摘要：杨天石先生之所以能在近代史、民国史研究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与他对研究工作本身的反思与自觉密切相关。他强调，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对历史的解释、分析以至评价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史实基础上。史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克服诸种主、客观困难，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本相。他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满了自重，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杨先生是近代史研究界最早对海外史料予以重视并由此形成自己治学特点的学者。他在发现、考辨、分析、运用、阐释“新史料”方面的过人之处，与他特殊的治学经历形成的文、史、哲兼通的“旧功底”密不可分。杨先生善于提问，常常由一个问题带出两个、三个甚至多个问题，这使其研究成果呈现为蘑菇状的“簇生态”。他对述学文体的选择亦有着明确自觉，能够娴熟地驾驭专著、论文、小品、随笔、书序、自述、诗词等多种文体，使自己的“思”与“言”保持一而二、二而一的融合状态。凡此种种，颇值得当下学人借鉴、反思。